日《人民日报》以《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为题发表社论,陈伯达和戚本禹在北京、姚文元在上海发表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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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推行“革命样板戏”

2016年05月21日 16:14来源:我爱历史网阅读量:50 分享到:

1967年5月23日,北京、上海集会纪念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陈伯达和戚本禹在北京、姚文元在上海发表讲话,陈伯达在讲话中说江青“一贯坚持和保卫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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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打头阵的。这几年来,她用最大的努力,在戏剧、音乐、舞蹈各个方面,做了一系列革命的样板,把牛鬼蛇神赶下了文艺的舞台,树立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成为革命披荆斩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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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理论家”为江青的公开亮相捧场一番之后,他的家中发生了一桩不大不小的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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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青一听,发脾气了:“中南海是什么地方?你陈伯达拍什么照片、查什么脚印?你给我搬出中南海去!”

1970 年 4 月 18
日,康生在中央和全军整党建党工作座谈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主要内容是:第一,“学习、理解‘五十字’的整党方针,必须同整个的毛泽东思想、整个的毛主席的建党路线联系起来。”1921年建党以来,“在每一个阶段中都有党内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每一个阶段都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过程,也是整党建党的过程”。第二,“‘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这是针对叛徒刘少奇的叛徒路线讲的;‘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这是针对文化大革命中有些党员脱离群众的现象讲的;‘对阶级敌人进行战斗’,这是针对叛徒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讲的,针对刘、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讲的;‘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这是针对叛徒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讲的。这都是有当时的针对性的。”第三,“学习‘五十字’方针,也可以和接班人五条联系起来。”第四,“‘九大’通过的新党章有五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新党章重新明确规定了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第二个特点,明确规定了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第三个特点,就是概括地阐述了毛主席继承、捍卫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第四个特点,新党章根据毛主席建党思想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明确了我们党最终的和当前的战斗任务。”“最后,我们这个党章是吸收了国际国内过去党章中的长处,否定了那些形式主义的东西。”康生以“左”倾的观点对“左”倾的九大党章作了阐明,用以指导整党。

  这一起“脚印案件”,居然导致陈伯达迁出中南海,真是始料不及……

《纪要》的某些观点做了进一步的发挥。第一次提出文化遗产内容上不能推陈出新,只有艺术形式可以继承的观点。江青在这个讲话中一口气点了陆定一、周扬、林默涵和北京市委彭真等十一个人的名污蔑他们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把所谓“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旧北京市委”连在一起加以攻击,成为后来文艺界所谓砸“三旧”的动员令。陈伯达在讲话中大肆吹捧江青,说江青在所谓“文艺革命”中“有特殊的贡献”。会上还宣布江青任解放军文化工作顾问。
1967 年 5 月 10 日,江青《谈京剧革命》( 1964 年 7
月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红旗》杂志第 6
期为此发表的社论《欢呼京剧革命的伟大胜利》说:“京剧革命的胜利,宣判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破产,给无产阶级新文艺的发展开拓了一个崭新的纪元。”5月
23
日,北京、上海举行集会,纪念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陈伯达和戚本禹在北京、姚文元在上海发表讲话。陈伯达在讲话中吹捧江青说:她“一贯坚持和保卫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她是打头阵的。这几年来,她用最大的努力,在戏剧、音乐、舞蹈各个方面,做了一系列革命的样板,把牛鬼蛇神赶下了文艺的舞台,树立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成为文艺革命披荆斩棘的人”。
5 月 25 日至 28
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五个文件”:《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
1944 年 1 月 9 日)、《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1951 年 5 月 20
日)、《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1954 年 10 月 16
日)、《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 1963 年 12 月 12 日的批示、 1964 年 6
月 27 日的批示)。其中,《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
1950
年曾在《人民戏剧》创刊号上发表。这次重新发表,删去了杨绍萱、齐燕铭的名字和“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一句话。作为纪念活动,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等八个“样板戏”同时在首都舞台上演,历时
37 天,演出 218 场。 5 月 31
日《人民日报》以《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为题发表社论,说这八个戏“宣告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破产”。
6 月 18 日,《人民日报》报道会演结束,号召“把革命样板戏推向全国去”。

  ※        ※         ※

“斗、批、改”否定了建国以后十七年。既错误地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就错误地否定了建国以后十七年大量的正确方针政策和成就;既否定了十七年,实际上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包括毛泽东自己在内的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苦卓绝的奋斗。这是无法解脱的矛盾。加之又有江青等人的干扰和破坏,“斗、批、改”从总体上说是“左”倾错误的发展。从动乱的程度看,这时比前三年要好一些;就“左”倾思想侵袭的程度看,这时比前三年有过之而无不及。一系列错误的做法,始终遭到干部、群众的抵制。“斗、批、改”因林彪事件的发生而中断。

  1966年11月26日,毛泽东最后一次———第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从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以来,3个多月中,毛泽东已接见了1100多万红卫兵。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70年至 1971
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林彪事件包括相互关联的两个事件:一为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一为随后进行的种种阴谋活动。前者为党内的斗争,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特检字第
1 号)不加涉及;后者则是严重罪行。

  已经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站稳脚跟的江青,也急于公开亮相。她能“接见”谁呢?自诩为“无产阶级文艺英勇旗手”的她,要“接见”她的“文艺大军”。

当群众高呼口号时,林彪用右手举起《毛泽东语录》,一上一下地挥动。大会结束,“红宝书”又回到秘书手中。
1966
年,林彪批给毛泽东的文件都是写“请主席阅”、“送主席批示”之类的语句;从
1967
年年初开始,“请”、“送”则一律改为“呈”字。有一次他对一位秘书说;“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秘书不敢评论,无以答对。林彪口气平和地说:“可以评论。你说说看法,没有关系。”秘书说:“我印象中比较深的有两条:一条是,首长对毛主席跟得紧;另一条,是首长讲话少而精。”林彪颇为得意,他说:“你谈的这两条特点,这第一条非常重要。要紧跟毛主席。其实我没有什么本事,我的本事都是从毛主席那里学来的。你们给我当秘书,记住这一条很要紧。”

  1966年11月28日,首都文艺界举行盛大集会。江青登台,陈伯达带着“中央文革”的“秀才”们为之捧场。

叶群是个爱活动、爱热闹、爱虚荣、不甘寂寞的人,与林彪完全不同。林彪虽然对她相当不满,讨厌她说话颠三倒四、唠唠叨叨,对她常借他的名义在外面做一些他不知道的事愤慨,有一次因她越权行事而要打她;但是,因为林彪身体不好,许多事需要叶群出面,林彪很需要从她那里听到从钓鱼台等处得到的消息(这些消息是从报纸、文件上不可能得到的),有时她周旋于江青、陈伯达、吴法宪等人之间对林彪也很有益处,所以林彪离不开叶群。林彪因年龄较叶群大了许多而又体弱,甚至觉得在生活上有亏于叶群,曾肉麻地当众写了“发不同青心同热,生不同衾死同穴”以“书赠爱妻叶群”。叶群与林彪在生活上的矛盾很深。
1961 年 11
月,叶群在家乡福州写了一篇不短的日记,通篇以最刻毒的语言描绘跟着林彪如同伴着僵尸,咒骂林彪毁灭了她的青春。又写道:林彪是“一个专门仇恨人,轻视(友情、子女、父兄——无意趣)人,把人想得最坏最无情,终日计算利害,专好推过于人们,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的人”(
文字不通,原文如此。)。但是她必须靠着林彪,靠着林彪才能作威作福,去填那永远也填不满的私欲。她虽然官儿不大,只是师职干部,但是权力极大。林彪的意见、指示、批示要由她把关;这是林彪授予她的权力,因为她有时可以向林彪提出“更好”的意见。下面向林彪的请示必须通过她,她可以推延请示、婉言拒绝、自行处置,甚至假传“圣旨”。她有这样一个特殊的身份,吴法宪之流也就奉承她,巴结她。毛泽东
1971 年 8 月 14 日至 9 月 12
日在外地巡视时说过:“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按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可惜这话说晚了。

  江青在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讲。这篇演讲,成为她继《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之后的第二篇“力作”。这篇讲话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公开发表,成为“学习文件”,而且还收入1968年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江青同志讲话选编》。

  鉴于这是江青第一回登台公开亮相(她以前的种种在群众场合的即兴讲话,只是被用油印机印成传单散发而已),她的讲话将向国内外发布,所以她在向“文艺界的同志们,朋友们,红卫兵小将们”致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敬礼”之后,就“说说我自己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过程”。

  江青从“由于生病,医生建议要我过文化生活”说起,到发现“《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到争取“批评的权利”……

  在谈了冗长的“认识过程”之后,江青谈及了“文革”。她提及了陈伯达。

  接着,江青大言不惭地谈起了“京剧革命”的“伟大成绩”。她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给过我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

  在这次大会上,陈伯达又一次给予江青以“巨大的支持和鼓舞”。上一回———1966年7月24日,陈伯达在北京广播学院的那一番对江青的“高度评价”,还只是印在传单上。这一回,陈伯达发表讲话,对江青作了“热情赞扬”。他的讲话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在《红旗》杂志上。“理论家”的“热情赞扬”,对于公开亮相的江青来说,是何等的需要。陈伯达在讲话中,称赞江青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在毛泽东思想的直接指导下,掀起了京剧改革,芭蕾舞剧改革,交响音乐改革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革命改革的高潮,用京剧等形式,表达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群众英勇斗争的史诗。坚持这种文艺革命的方针,而同反动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的同志中,江青是有特殊的贡献的。

  陈伯达的讲话,激起久久的“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的口号声。“理论家”的赞扬,为江青的亮相投射了一束明亮的光。

  此后,陈伯达仍不时为江青当吹鼓手。1967年5月23日,陈伯达在首都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大会上,吹嘘江青是“打头阵的”。

  陈伯达如此“热心”地“树”江青,拍江青的马屁,讨好江青,其实也是为了稳住他那“中央文革”组长的交椅。江青已在“中央文革”说一不二,掌握了实权。

  江青当然感谢“理论家”为她捧场,不过,在这个骄横的女人眼里,陈伯达这“老夫子”只是个“迂儒”罢了。康生瞧不起陈伯达,骂他是“乌龙院”的“院长”,而江青也目中无人,骂他是“刘盆子”。

  刘盆子何人?那是东汉时赤眉农民起义,欲立新帝,选中了刘盆子。刘盆子是西汉远支皇族,算是刘邦的后裔,起初在起义军中放牛,号为“牛吏”。刘盆子沾了皇族的光,在公元25年被立为皇帝,年号建世。江青骂陈伯达为“刘盆子”,挖苦他当“中央文革”组长如同刘盆子当皇帝一样。

  江青还嘲笑陈伯达是“黎元洪”。黎元洪原是湖北新军第21混成协统领。1911年武昌起义时,黎元洪吓得趴在床底下,可是革命军却把他从床下拖出来担任政府鄂军大都督!

  陈伯达和江青之间,捧捧骂骂,在“中央文革”里争争斗斗。陈伯达常常斗不过这位“第一夫人”。气愤之际,陈伯达竟然也说:“我成了刘盆子!”在陈伯达看来,刘盆子不过是傀儡,他也成了傀儡。

  尽管“理论家”与“第一夫人”在“中央文革”勾心斗角,但他们毕竟是一伙,在推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面完全一致。

  就在“理论家”为江青的公开亮相捧场一番之后,他的家中发生了一桩不大不小的怪事。

  一天,忽然有人向陈伯达的妻子刘叔晏报告:在陈家后门的外墙,发现几个可疑的脚印!

  刘叔晏走去一看,觉得那脚印确实有点蹊跷,怎么会落在墙上呢?

  大抵是“阶级斗争”观点太强的缘故,陈家怀疑有人翻墙入院,或者爬在墙上观察陈家动静。

  陈伯达是“中央文革”组长,家中出现这等怪事,那还得了!刘叔晏马上告诉保卫部门。于是,来了几个公安人员,对着陈家墙上的脚印拍照。

  究竟是谁的脚印呢?首先受到怀疑的,自然是陈家的近邻。

  与陈家一箭之隔的是董必武家。董必武是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解放后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除了董家受到那些“眼睛、鼻子灵得‘可爱’的人”的怀疑之外,那个关于脚印的问号还在中南海不断扩大……

  消息进了江青的耳朵。江青一听,发脾气了:“中南海是什么地方?你陈伯达拍什么照片、查什么脚印?你给我搬出中南海去!”

  陈伯达当时在钓鱼台工作。知道脚印一事之后,回到家中,跟刘叔晏吵了一架,已无济于事。这位堂堂的“中央文革”组长,只得忍气吞声,受他的那位第一副组长的调遣,准备搬家。

  没多久,陈伯达便离开了中南海,搬到附近的新建胡同去住。

  那么,陈家后门院墙上的脚印,究竟是谁留下来的呢?

  据云,是一位中学生,出于对这位“中央文革”组长的气愤,对着陈家的院墙踹了几脚,如此而已。既没有翻墙而入,也没有“偷听”、“偷看”。

  可是,这一起“脚印案件”,居然导致陈伯达迁出中南海,真是始料不及……陈伯达埋怨着刘叔晏,夫妻关系原来已有些不和,这么一来更加紧张。好在已经搬出中南海———在中南海吵架,陈伯达生怕给左邻右舍听见。

  “你别神气!如今,倒了那么一大片人,你也迟早会倒的!”刘叔晏跟陈伯达吵架,有时蹦出这么一句话,弄得陈伯达心中也好一阵紧张。

  “什么‘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吃人!”有时,刘叔晏言词更加尖锐。

  “理论家”一听这话,脸色都变了。